福利派与制度派的发展比较

 

　　在小额信贷的迅猛发展过程中，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特点逐步创新出两种主要模式：福利派(贫困阵营)和制度派(微型企业金融服务阵营)(莫多克，Morduch,1997)。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福利派以GB模式为典型代表，强调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生产所需贷款，帮助他们摆脱绝对贫困，尤其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强调以妇女为主要目标对象，即以扶贫为首要目标，其他目标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战略服务。这类小额信贷通常都在贫困的乡村地区实施，多采用小组联保贷款模式，一般强调信贷纪律，不侧重自愿储蓄服务。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追求机构的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类模式的成本更高些。福利派在亚洲地区比较流行，全球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为跟随者，其机构和客户数量无疑都占据绝对优势。

 

　　“制度派”则是金融深化过程中衍生出来的金融创新，他们主张走商业化道路，以微型企业为主要金融服务对象，强调为正规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整个低收人阶层提供金融服务，以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自立为重要目标。与福利派相比，制度派更注重赢利，强调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财务体系达到数据的公开透明，并习惯用自负盈亏率和资产回报率等财务指标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是否成功。制度派起源于拉美地区的小企业金融，其典范是印尼人民银行乡村信贷部(BRI-Unit)模式、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模式或拉美行动国际(ACCIONInternational)。制度派总体上排除了小农，认为它已是有补贴的农业信贷项目的目标群体，也排除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一般以5~10名雇工为区分微型企业和小企业的界限。该派认为，只有项目或机构具有持续地为穷人客户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的财力与物力时，才具有推广项目的基础，故追求金融持续性是小额信贷项目的重要目标。玻利维亚的团结银行是其中的先行者。8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和恶性通胀之后，玻利维亚小额信贷蓬勃发展，团结银行是其中代表。到1995年，该行客户数目达到6万，在银行监管机构的CAMEL评级中，它被认定为玻利维亚运营最好的银行。由于强调商业利润、强调要将财务考核指标纳人考核制度，这一阵营通常被称为制度派或者商业派。

 

　　此外，小额信贷模式也有南方和北方之分，这与两派之分有密切联系，但主要区别在于客户的定位。所谓北方是指发达国家，南方是指发展中国家。它们是一条轴线的两端，越往北，越多瞄向微型企业，越向南，越瞄向贫困人口。南方因其客户特点而多跟从福利派，北方则更遵循制度派原则。小额信贷的发展基本受这两派和南北两极的影响。福利派和南方的小额信贷主要起源于对贫困国家的发展援助特别是扶贫项目;而制度派则来源于金融理论和金融深化过程以及对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业务。区分两类机构的关键因素在于，不同机构在发展目标的选择中，在公平和效率这一天平上的侧重有所不同。

 

　　多年以来，“福利派”一直承受着来自“制度派”的各种非议。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此也成为盛产小额信贷机构的试验田，而福利派占主导地位。“制度派”的著名人物玛格利特•罗宾逊女士在诊断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时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制度问题：首先，在宏观上，孟加拉国的政治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其次，在微观上，孟加拉国小额信贷机构普遍缺少明确的产权结构和相应的治理结构。她认为乡村银行实际是依靠尤努斯博士这样既具备社会责任又精通金融管理的关键人物掌控着发展方向，而不是依靠明确的产权制度和治理制度，这成为制约机构可持续发展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因此那些非政府形式的小额信贷机构就像游击队，难成大器。(www.dAmi kE.cn)

 

　　2001年11月270,《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村银行，一个为穷人贷款的先行者遭遇还款困境》的文章，矛头直指“福利派”机构的三大弱点：还款率下降、扶贫效果差、缺少监管机制，这在小额信贷界掀起轩然大波。

 

　　对此，尤努斯博士立即给《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去信做出回应。在信中他首先承认乡村银行确曾因水灾影响而出现拖欠危机，但该危机目前正得到逐步解决，贷款质量也在逐步改善，此文章只是揭露了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同时展示乡村银行为之做出的努力及已取得的成效。尤努斯认为，乡村银行完全有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用以注销那些长期的拖欠贷款，从而让贷款质量在报表上的面貌更加光鲜，但乡村银行没有那么做，因为他们不想抛弃任何一个贫困的妇女，而是通过延期和追加新贷款的方式帮助客户恢复发展。针对监管和透明度的指责，尤努斯博士也给予了说明。乡村银行现在的财务系统已经使用了25年，每年有众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来孟加拉国调查研究，世界银行曾投人50万美元专题评估乡村银行，数千专家在访问乡村银行时都査阅过他们的账目，但从没有人对乡村银行的管理系统提出警告。虽然也有很多人抱怨乡村银行没有执行“行业标准”的财务系统，但他们认为可以将乡村银行的财务信息转换到所谓的“行业标准”体系中。

 

　　但是，福利派与制度派之争并不仅仅是技术和标准的冲突。制度派将那些穷而贷、贷而欠的客户视为机构发展的毒瘤，欲割之而后快，但福利派“普济世人”的心态使他们不愿放弃任何一个穷人。尤努斯博士曾一再重申乡村银行的发展理念：“传统银行不给穷人贷款，因为他们不相信穷人有信用。我们创办了一个有着全新的贷款模式和程序的银行，它与传统银行不同，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乡村银行建立了我们自己的银行文化。乡村银行的核心任务是帮助贫困客户脱贫，而不是为赢利。赚钱多少对乡村银行并不重要，赢利水平只是我们衡量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视信贷权为一种人权，我们的系统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即穷人总是会还款的。”显然，这位福利派的创始人把信贷模式上升到了信仰和文化的高度，那么由此产生的争论也就升级为非营利性机构与营利性机构之间文化和利益冲突了。即使双方在某一阶段取得暂时性的一致，未来仍会产生新的矛盾与争论。